在禮物經濟的思考中:藝術、人類學和基層社會運動(三個人類學學生的分享)
講者:李維怡、蕭朗宜和張詠儀(影行者)
日期及時間:2016年9月23日,中午1: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人文館11室
本系的畢業生李維怡、蕭朗宜、以及本科生張詠儀早前擔任了週五研討會的講者,分享她們把人類學知識應用於影行者工作的經驗(按:影行者是個影像藝術團體,致力於創作關懷社會的紀錄片,及進行影像媒體普及化的工作),以及從中獲得的感想及啟發。李維怡在研討會開始的時候提出了幾個核心問題——「如何反抗孤立/原子化/缺乏愛的社會結構?」「為何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如此困難?」「如何不會好心做壞事?」「是結構/社會(structure / society),抑或是個體/行動(individual / agent)?」「人類學是藝術還是科學?」。
(由左至右) 蕭朗宜、張詠儀、李維怡 |
維怡提出人類學其實在透過讓我們反思本質主義及二元對立等概念的流弊,進而讓我們更知道如何更貼近地理解人的生活,這樣才有可能成就一種不孤立、不疏離的社會生活態度。除此之外,人類學亦讓我們瞭解到象徵網絡(symbolic network)如何讓人感知到自己與周圍的關係,並關注存在於結構之中的權力關係,了解權力關係如何發生,才能知道人與人之間平等、互愛如何真正實踐,不會好心做壞事。李維怡之後將論述聚焦於禮物、藝術、和基層三方面上。她從三個層面去解讀「禮物」:廣義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及資源的流通、對「人情味」的結構性理解、及作為自由主義「無形之手」(the invisible hand)的相對物。「藝術」則能作為一種流通的禮物、一個自我表達的方式、一個溝通的過程、及一種文化資源。在談到「基層」的時候,維怡援引在雨傘運動期間人類學同學提出了「革命是為了更美好的愛情」的例子,解釋物質基礎能影響感情關係的建立及鞏固。她提出我們需要反思社會結構如何使大部分的人處於社會階級的底層,置他們於一個難以操控自己的時間及空間的位置。維怡指出在時間、空間、及社會政策的配合下能體現出不同層次的人情味,因此她相信一個優化的勞工政策就是一個好的文化政策——當人們能對自己的時間有所掌控,自然就能有更多的時間及空間跟自己身邊的人相處。維怡亦提到社會運動除了需要「否定」的方向(抗拒不想要的事物)之外,亦需要有「肯定」的方向(對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系統的仔細願景,而不止是一個虛空的大方向)。
研討會聽眾 |
接著蕭朗宜向聽眾介紹影行者及自治八樓合辦的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這個辦到第十四屆的電影節以「影像.感動.思索.行動」作口號。朗宜向聽眾展述在籌辦活動的過程中團隊的不同考慮和各種理念,例如在選片的過程中會考量到拍片者與被拍者的權力關係、在決策的過程中如何不忽略少數的意見等等。她們透過「交工」(以翻譯及製作中文字幕,去換取影片播放權)、「回到現場」(將影片帶回拍攝現場,以Marcel Mauss提出的禮物之靈(“hau” )的概念促成一種給予及回饋的關係)及「國際連結」(透過影片與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結連,讓各地的社運經驗得以交流、累積和發展)來體現「連結」的理念。張詠儀則分享了人類學的田野訓練,如何有助她去切身處地了解處於社會上不同位置的人的處境,令她在接觸基層時能更準確表達自己和理解他們的說話,以及避免「好心做壞事」。
在是次研討會中,三位講者與聽眾分享了她們的社區參與經驗,以及人類學如何為她們提供一個不同的視野去理解社會及她們的工作。人類學訓練的寶貴之處,正正在於能讓我們學習到謙卑的態度、批判的思維、以及發掘社會可能性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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