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ited Seminar: 朝鮮族跨國移工婦女的性別角色與認同

LI Nan
PhD Candidate,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CUHK 
"流動中的邊界:朝鮮族跨國移工婦女的性別角色與認同"
7 Dec 2012
  
 

李楠在其演讲“流动中的边界：朝鲜族跨国移工妇女的性别角色与认同”中，对“跨国母职的具体操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李楠05年、09年两次赴延边地区及韩国首尔进行田野调查。改革开放以来，跨国人口流动控制放松。92年中韩建交后，边境人口流动大幅度增加。而在延边的朝鲜族，以韩国为目的地的跨国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女性人数远远超过男性，并且持续增加。其次，男女的性别角色发生变化。跨国工作使得朝鲜族女性脱离了以往的家庭工作，而承担起了以往父职领域内的责任：养家。李楠由此发问：当父职、母职在家庭分工的具体实践上开始发生转变的时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性别角色是否也发生了实质的转变？在本次演讲中，她集中在母职方面展开论述，作为回答这一核心问题的一个路径。具体说来，她考察了朝鲜族女性在跨国工作的过程中，她们的母职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当母职的实践遭遇困难的时候，她们是如何在社会、精神、物质等不同层面一一应对的。

李楠首先定义了“母职”（motherhood）与“跨国母职”（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的概念。后一概念由Hondagneu-Sotelo与Avilia在1997年提出，用以理解拉丁美洲的女性移民的相关情况。他们在研究中指出“跨国母职”拓展了传统“母职”的空间，用新的母职来替代旧有的必须“母亲必须与孩子生活在一起”的信念。李楠的研究借鉴了这一概念，用以讨论朝鲜族女性移工是否也拓展了类似的“跨国母职”。

以下，李楠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她们的母职实践。第一，照料的外判（outsourcing of caregiving）。跨国母亲无法履行传统“母职”范畴中的亲身照料子女的内容，故此导致将照料外判给其他人。李楠介绍了四种主要的外判对象：父亲、祖母或外祖母、已婚的其他女性亲属、学校的女性教师，并指出，任何一种外判对象，都会在照料孩子的时候带来不可避免的问题，从而使得母亲对其“照料外判”行为产生更多焦虑，并导致她们更加希望以其他的方式作出补偿。

因此，在第二部分“爱的补偿”中，李楠便详细介绍了跨国母亲们是如何尽可能地对子女作出补偿的。她提到了三个主要方面。１）通过通讯联络加强和子女的交流，并提供必要的感情支持。但是，这种方式的有效程度，受到女性移工的年龄、社会阶层等多种变量的影响。例如，一些年龄较大的女性，无法掌握电子通讯的技术。每个人在社会坐标上的位置影响了远距离沟通的有效性，而工人阶层的家庭相对而言容易因为远距离通讯的缺席而导致沟通的缺失。２）“爱的商品化”。李楠指出，母亲们无法面对面照料孩子，因此尽可能以物质、商品的方式填补缺失。“用商品化的形式表达对孩子的爱，建立和孩子的纽带”。但是，李楠认为这样的行为的效果有限，并可能造成“过度的补偿”。学生间很多攀比、乃至偷盗的行为由此产生。但是，毕竟“这些独一无二的商品成为他们仍然被母亲爱的象征，也是他们一个独特性的象征。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优越感。”３）通过生活费实现爱与管控。李楠认为，生活费是母亲可表达、以及孩子可接受的爱的“阈限所在”。

虽然有以上种种手段，但母亲们内心的焦虑并未因此而减轻。她们仍然相信，很多职责应该由她们来履行。李楠接下来便展开了第三部分：“情绪困扰”。她指出，和子女情感上的疏离给母亲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早期非法移工身上，因为她们缺乏合法的途径回国探望。痛苦中的母亲容易陷入过度的自责，并将自己失去的一切归咎到来韩国这件事上。

最后，李楠进入了总结部分：“性别界限的跨越与维系”。她指出，这些跨国移工母亲离家的初衷，是为了给孩子的幸福（提供更好的教育、准备嫁妆等）。换言之，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传统意义的母职。但是，当她们真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之后，却发现传统的母职无法被很好地实践，因而面临很多困扰。对很多母亲来说，虽然她们看似在承担父职的范畴：养家。但是，养家对与她们来说，并非终极目的，而只是更好地实现传统母职的手段。因此，她总结道，朝鲜族女性移工人的跨国经济行为，看似是转变了“母职”（从“照料”到“养家”）。但事实上，却只是拓展了“母职”，亦即，将“养家”也纳入了“母职”的范畴。立足于此，李楠进一步推进了她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即“非对立的公私领域：连接并游走在公私领域边界上的跨国母职”。她认为，朝鲜族女性移工的“跨国母职”实践，事实上模糊了公私领域之间的界限。

Xiangjun FENG
M.Phil Candidate
yangdaguo[AT]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