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
"一个景颇族少女的意外死亡 ——'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个案与延伸个案"
26 Mar 2012
 | |
| Xiao Han died on this road. |
2009年夏天，我和某国际组织合作，赴云南德宏的一个景颇族村寨做应用人类学研究。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当地少数民族对现代妇幼保健卫生服务的接受程度较低，而我的任务是要去甄别当地文化当中有哪些内容可能与“现代医学观念”不符，也就是所谓“文化障碍”是什么。
进入社区的前三天，我沮丧至极。“新农合”以后，当地人住院分娩已经不必缴费，一些关键指标如住院分娩率、新生儿死亡率、营养状况等，都在过去五年之中有大幅攀升。父老乡亲被问起生儿育女的事情，纷纷表示情绪稳定，拥护政府。“文化障碍”？好像没有。
某一天下午，我们事先安排好的政府机关访谈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被取消。我们只能百无聊赖的在乡政府门口那条300米长的街上晃荡。一不留神，眼前已经是计划生育服务站。反正闲着，不如进去聊聊，以下故事，就来自于这次闲聊：
2008年下半年的一天傍晚，我所调查的村子里的村医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景颇族女孩子小寒。小寒也是本村人，怀孕已经有将近两个月。村医催促她有空去乡卫生院做个产检。“就是照B超。”一周之后，小寒趁乡里集市的机会和丈夫一起打算去做检查。刚到乡里就遇见了在计划生育服务站工作的黄凤舞。黄负责小寒所在村子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本来就认识这对夫妻。了解情况之后，黄凤舞告诉他们，其实计划生育服务站也可以“照B超”，而且完全免费。计生站人很少，可以快去快回。小寒夫妇听从了建议，在计生站“照B超”并拿到写有“正常”两字结论的通知单后返回家中。
一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小寒突然出现严重的出血现象。当天恰逢雨后，从村子通往乡所在地的道路泥泞，只能靠摩托车通行。小寒的丈夫用床单把她绑在自己的背上，旋即向乡卫生院冲刺。但道路线之下速度有限，加之小寒本身出血量大，实际上还在路上的时候，小寒就已经去世。事后的调查结论是：乡计生站黄凤舞在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情况下擅自进行产检，未能从B超检查当中发现问题，属于严重的“事故”。此后全县计生系统进行大整改，严禁任何计生服务单位进行产检或接生等“医疗卫生服务”。
关于这个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政府：老百姓素质不高，对现代化医疗卫生服务不能完全了解。加之当地医学资源匮乏，人才稀缺，所以这样的悲剧才会发生，解决之道在于“要钱，要人，修路，提升老百姓素质”。
医院：整个乡卫生院只有一台使用了十几年的黑白B超机，但是计划生育系统财大气粗，可以有彩色的，而且不止一台。他们的检查报告只有“正常”两个字，实在荒唐，什么是产检，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当下局面完全是政策倾斜造成的畸形，应该明确计生、卫生两家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
计生站：计划生育工作难做，全中国都一样。不“动脑筋”拉近社区与计划生育服务的距离，不消除抵触情绪，就不可能真正开展工作。我们有自己的“难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恶意。
家属：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沉默）
小寒就是在这条路上去世的
这个个案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让人想起Geertz笔下那个著名的发生在摩洛哥的诉讼纠纷。各种解释似乎都“有道理”，各方似乎都有自己的应对模式，但问题就在于，在一个“井井有条”的话语编织的精密之网当中，小寒死了。她本来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年轻的母亲。一年之后，我动手写作硕士论文之际，重返笔记之中再次找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它所带给我的已然不是一种情绪上的激烈反应，而是一种绝望。如果你曾经和我一样在那种深一脚浅一脚的红泥道路上走过，目睹过基层行政网络的刻板与低效，你大约也能明白为什么每一天都有可能有若干个“小寒”悄无声息的从这个世界消失。
人类学家安身立命的本事是微观社区研究。即使有人不服气，一年田野或N年田野跑若干个社区，那也还是“微观”。张村李村王村能不能代表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因为你自己的“横”或者其他“优越感”而自动浮现。在个案研究和拓展性的理解之间，需要细致工作和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我在这里想重提Michael Burawoy的Extended Case Method作为一个参照。目力所及，大陆学术界的两位前辈卢晖临和朱晓阳曾经对这个问题专门论述，前者是理论讨论，后者贡献过一篇精彩的研究实例，有兴趣可以去找来读一下。
简言之，Burawoy认为个案可以透视一个社会，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他认为至少有四个层次的拓展可以考虑：第一，研究者的角色不一定局限于一个刻板的“观察者”，你可以观察，也可以实践甚至干预；第二，把个案放在这个社会的时空坐标上；第三，过程的展示到权力关系的揭示；第四，理论拓展。
具体到我个人对小寒之死的反思，大致遵循Burawoy的四个层次。行文所限，极尽简化，有抬举的可以继续讨论，看不上眼的我先道歉。学力不足是硬伤。
第一，从所谓“后社会主义”的时空坐标来看。小寒之死发生在“村”与“乡”之间，这既是一个空间上的距离：泥泞的道路，天气，交通工具，医疗网点分布等等；又是一个文化和政治上的距离。总喜欢说改革三十年，总喜欢说日新月异，其实真到了村里，就不难发现乡村的变化远没有那样乐观的“进步”，从一个健康社区的基本要求来看，甚至还有所下滑。离这村子直线距离不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宽敞平坦的省道，但这一切与村子无关。这好像是许多中国乡村地区共同的命运，那个离家不远的“日新月异”，“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局，用Pink Floyd的一张专辑的名字就能概括——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月之暗面。从时间上说，毛时代到邓时代，“断裂”在何处，“延续”在何处，是应该坐下来好好想想。现代主义、唯科学主义、行政网络、政治生活的基本逻辑、考核体系、资源分配模式、国家-社会关系（这种描述不准确，姑且用之）……不少人宣称成就，也有不少人强调问题。其实回到乡村生活本身，就很容易发现打断骨头连着筋。毛时代的问题与邓时代的“发展”，这其中有多少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社会主义的遗产又是什么？都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究竟还是相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但“多谈些问题”的前提，是对问题本身有清楚的认识。
第二，过程背后的“权力”关系。这儿分开讲三点。
1、山与路的悖论。我在上面提到过在那种红泥道路上艰难前行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这种物理空间上的障碍，让路的另一端的村民们生活在某种潜在的风险之中。和城镇居民相比，他们生存的最低保障令人堪忧。这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资金、物质、人力，在一个市场和行政高度重合的分配框架之中，自然而然会倾向于滞留在“中心”地区。（此处不要鬼扯什么“中心-边缘”认识框架的问题，就是实实在在的钱往何处流）我们总该想明白，我们要发展到何处，积累到何处，繁荣到何处，才能抹平“路”以及“路”的网络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再往深处说，即使有一天物质充赢到可以让“路”不再成为问题，但资源流动的轨迹背后所隐藏的那种被行政和市场逻辑完全操纵的“投入-产出”计量标准，又会导致怎样的资源浪费和系统空转？
2、James Scott说过，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事件连续，中国人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决定生育到将孩子养育成人，是个体和家庭乃至社区所共同经历的连绵不绝的具体决策、行动的集合。但就整个医疗体系来说，其所能干预的部分，大约仅仅停留在某些特殊的时间点，例如何时作检查，住院分娩，计划免疫等等。在这些“点”之间，现有的医疗干预几乎无力介入，所以该怎样认识老百姓的“文化障碍”，恐怕需要不同的视角。
3、再进一步说，眼下社会里，不单是政府，NGO、NPO……无一不认定某些“弱势群体”是需要“知识”的。我们不能否认现实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状况，但同也需警惕我们自己所处的权力结构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本身与“他人的”社区之间所存在的距离。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共识之一，是消费主义时代给个体带来的主要焦虑之一就是对“身体”丧失信心。科学和信息的普及，未见得会平息人们的身体焦虑，而这种焦虑本身不可能脱离其现代性的底色。今天我们是继续试图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推行的“知识”，还是重建具体场景下“知识”与“实践”的联系？这是个问题。
第三，从“身体”到“后社会主义”。讨论身体，不能不谈福柯，谈论福柯，就很难避免沮丧。个人认为，今天的知识界尚未能有效地解除来自福柯的“现代性”警报。对福柯的批评往往顾左右而言他，不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福柯对现代性困境的理解，终究还是回到对身体和道德的讨论，以《性经验史》的框架和思路来看，假若他再多享几年阳寿，大约最终会把对现代性权力结构的突破带回对身体的认识和实践。今天我们看小寒之死以及接触与小寒相仿的千万普通男女，就会发现权力既造就身体，也给个体以反抗“权力”的空间。即使这一空间所指向的对象还不能够直接触及现代性的根底同时也不能保证所有类似的身体的自我处置都可以获得善终，但我们至少可以反思在“后社会主义”的讨论经常出现的“权力”“治理”之类的概念，是多么粗糙。从结果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权力像云一样笼罩人们的生活，但如果从身体实践的角度来看，人们对权力的抗拒又确乎是在重塑国人的道德生活与日常实践。这其中包含着对未来诸多可能性的想象，而慎重的理解“身体”在政治、消费、宗教、文化中的意义，对理解你我所共同经历的这个所谓“后社会主义”的时代是有其理论意义的。
第四，反思一下我自己的角色。《写文化》对人类学文本和知识生产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所谓“crisis of representation”（表征危机），但这种反思还是过于强调文本的重要性或是方法论上的暗纹。以我之浅薄学养，无力参与这样的讨论。但小寒之死带给我的冲击，在某些时间点上促使我重新理解自己所可能忽视的自我的阴影。在“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所横亘的玻璃围墙，背后所假设的，仍旧是一种第三人称视角，这种视角看上去超然物外，即使它在今天已经不再避讳使用“我”这样的叙事单位。但我认为“实践者”和“研究者”之间双重身份的张力关系，往往可以撕开一些习以为常的刻板印象，暴露生活本身的纹理。假若不是小寒之死的故事，我将在“文化障碍”这个概念上徘徊多久？将会在“传统-现代”的对立之间陷入多深？会否捡起“批判”的匕首自顾自舞动而忽略人们此刻正在创造一种包含多种可能性的“新”生活？在方法论上，我认为自己必须诚实，必须承认幸亏我的多重角色以及我不自觉地首先接受了某种价值暗示，我才可能在研究初期犯下某种错误，进而在接下来的行动和观察中改正它。人类学家正在面临的这个时代，注定要承担起多重角色，这不一定是学科庸俗化的表现，反倒有可能在知识论上带来新的启示。
YUAN, Changgeng
PhD Student
ycg0451015[AT]126.com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